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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7日上午，东莞市骏安押运有限公司运钞车在执行押解任务途中，遭到黄某持砖块等物追砸，致使押运车倒视镜损坏，无法正常押运。运钞车护卫员兼车长梁某多次口头警告无效后，对仍继续砸车的黄某开了一枪。随后，梁某立即指挥同车人员报警并拨打120通知医护人员到场施救，黄某因伤势较重死亡。

日前，东莞中院公开宣判“追砸运钞车案”。法院认定，押运人员梁某开枪射击行为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从判决结果来看，法院采取了折中论，肯定了梁某行为的防卫性质，同时认定梁某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

一、特殊防卫是否存在适用余地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就特殊防卫作出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有观点认为，黄某追砸运钞车的行为，可以解释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正在进行行凶”，从而适用特殊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那么，本案能否作此解释？“行凶”一词本不是规范的法律术语，内涵与外延均不明确。目前，学理上普遍认为，特殊防卫条款采取“列举”+“概括”立法模式，基于同类解释规则，“行凶“的理解应当比照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比如杀人、抢劫、绑架、强奸。具体而言，“行凶”的认定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危及人身安全，限于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二是具有暴力性；三是达到严重程度，即可能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5期）李小龙等被控故意伤害案中，也涉及“行凶”作何解释。法院认为，“行凶“不应该是一般的拳脚相加之类的暴力侵害，持械殴打也不一定都是可以实施特殊防卫的“行凶”。只有持那种足以严重危及他人的重大人身安全的凶器、器械伤人的行为，才可以认定为”行凶”。

本案中，黄某持砖块等物追砸运钞车不符合“行凶”的认定：首先，其危及的是运钞车的安全驾驶，影响运钞车内的财产安全；其次，即便其潜在威胁到押运员的人身安全，追砸运钞车的行为也尚未严重危及押运员的生命、健康等人身安全；此外，黄某手中的砖块等物不是那种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凶器、器械，还不符合暴力侵害的程度。因此，本案无法适用《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特殊防卫的规定。

二、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

《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间是一般法条和特殊法条的关系，无法适用特殊防卫的情形下，需要判断本案是否符合正当防卫中的限度要件，即梁某系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押运过程中，黄某持砖块等物不断追砸运钞车，显然是一种持续存在的不法侵害，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即不法侵害在前，防卫人有权予以制止。因此，押运员梁某开枪致使黄某死亡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便成为本案的关键。

第一，是否可以使用枪支

《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执行守护、押运任务时，能够以其他手段保护守护目标、押运物品安全的，不得使用枪支；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应当以保护守护目标、押运物品不被侵害为目的，并尽量避免或者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第六条规定，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执行守护、押运任务时，遇有下列紧急情形之一，不使用枪支不足以制止暴力犯罪行为的，可以使用枪支：（一）守护目标、押运物品受到暴力袭击或者有受到暴力袭击的紧迫危险的。

可以看出，上述规范中第五条明确了押运人员使用枪支的限制条件：一是，确有必要，非使用枪支不足以制止危险；二是，最小损害，尽量避免或者减少伤亡、财产损失。规范第六条则列举了使用枪支的具体情形，即守护目标受到暴力袭击或者有受到暴力袭击的紧迫危险。

本案中，值得探讨的是：第一，运钞车后视镜、副驾驶座外侧车窗受到追砸的情况下，守护目标（现金）是否受到暴力袭击或者受到暴力袭击的紧迫危险；第二，案发时，押运员是否不存在其他救济手段，非使用枪支不足以制止现实危险。我们认为，首先，运钞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同守护目标（现金）合二为一，运钞车面临不断追砸情形下，以及危及守护目标的安全；其次，黄某持砖块等物不断打砸运钞车，由车身到车窗，已经涉及暴力袭击守护目标，致使守护目标有遭遇暴力袭击的危险，并且在人流密集的空间范围内，这种危险不断升高；再次，黄某不断追砸运钞车，押运员报警并报告所属公司调度室，黄某仍追上砸击车窗玻璃，运钞车继续前行躲避。黄某继续追上运钞车，打砸驾驶座外侧车窗玻璃的，押运员多次口头警告无效后，使用枪支系制止侵害的唯一手段，驶离现场已然不具有可行性。

第二，使用枪支应符合最小损害

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关于银行守库、押运人员在执行任务中使用武器的规定》要求押运人员对不法侵害人开枪射击只限于使其失去侵害能力；除特别紧迫的情况外，应先口头或鸣枪警告。

可见，押运员使用枪支，应当符合一定限度，满足最小损害要求，竭力避免人身伤亡，即只限于使其失去侵害能力。本案中押运员却一枪致命，未限于使黄某丧失侵害能力，从结果来看，显然超越了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遵循客观判断的逻辑，站在押运员面临的场景下，以理性第三人的判断视角，一方使用砖块，一方使用枪支，并且押运员受过规范培训，这种击毙行为也超越了必要的限度。

至此，押运员在可以避免黄某身亡的情况下，使用枪支致人死亡，超越了必要限度，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行为与结果上均不相当，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防卫过当。

三、认定防卫过当，如何选择罪名

防卫过当未能阻却违法性，此时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抑或过失，罪名上可以选择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

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学理上存有争议，通说主张，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能是直接故意，而只能是过失和间接故意。也有观点认为，若坚持防卫意识必要说，必然阻却犯罪故意，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便只能是过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重伤结果的防卫过当，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承认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为故意。造成死亡结果的防卫过当，则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为过失。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判决的邓玉娇案，便是在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的情况下，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中，行为人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只能出于过失，本案防卫过当的结果正是致人死亡。此外，致人死亡的防卫过当行为，从理论上或许可以分为行为人出于防卫目的，是制止不法侵害；超越防卫目的，造成不必要损害的部分，则是危害社会。一半是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目的，一半是造成不法侵害的犯罪故意。但是，防卫行为通常是在一刹那间发生，时间上非常短促，行为人出于制止不法侵害的同时，要求其主观上具有追求超越必要限度造成他人死亡的故意，则显然不太现实。相反，行为人追求防卫目的的同时，因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造成不必要结果的发生，则具有可行性，即对于死亡的结果持有过失。

本案判决的逻辑符合司法实践的常规做法，即押运员防卫过当致人死亡，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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