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是“五四”青年节了，今年也是五四运动98周年纪念。在1919年，北洋政府对日外交和在“巴黎和会”的失败，激发了民众及学生的不满，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结果学生在游行中把参与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个人官邸烧掉，曹汝霖最后亦被免职——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知晓得曹汝霖的方式。然而，在“卖国贼”的标签后面，曹汝霖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虽大多数人不知晓而法律界却不能不知晓——曹汝霖曾执律师业，且领取北洋政府颁布《律师暂行章程》后第一号律师证书。

曹汝霖，字润田，1877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学成归国后，曹汝霖逐渐登上政治舞台，曾历任民国外交次长、交通总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要职。曹汝霖因签署“二十一条”而被定性为“卖国贼”，在诸多历史书籍中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对于五四运动，曹汝霖称“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谈起“火烧赵家楼”一事，曹汝霖则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1912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司法部，同年9月16日，公布施行《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单行法规，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的正式建立。按照《律师暂行章程》的规定，法庭诉讼可延请律师，而要成为执业律师，需经过律师资格考试。但因民国建元之初，百废待兴，当时政府尚未能及时组织律师考试，故该章程又规定：在接受法律教育、从事法学教育以及法律职业经历等方面，满足较之允许参加律师考试更高条件者，可不经考试，直接获取律师资格。此时仕途不顺、刚从袁世凯府中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决定开始律师执业，而作为“海归”法学科班生，曹汝霖符合免试申领的标准。就这样，曹汝霖顺利拿到律师证，“请领律师证书，尚是第一号”，事务所即设在家中。

讼师在中国虽早已有之，律师却系外国舶来品，在1912年民国时代，当时的民众对律师一词充满了偏见，就连颇为赏识曹汝霖的袁世凯，都曾问他：“何必做律师，律师不是等于以前的讼师吗？”曹汝霖对此正色答道：“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现在看来，曹汝霖在当时对于律师的认识，还是很有见地的。

在1912年9月至12月这4个月时间里，曹汝霖代理的诉讼案多达28件，并承担了当时大理院上诉刑事案件中半数以上的辩护工作。有关这一段经历，在《一生之回忆》这本回忆录中，曹汝霖对自己当时的律师生涯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余初作律师，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其时风气未开，请教者不多。后有一案，一审判死罪，二审维持原判，上告到大理院。该案论事实应判死刑，惟因律无明文，情形特殊，第一审根据事实判处死刑，第二审仍维持原判，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请我辩护。余即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大理院本是书面审理，遂将辩护状送进。结果原判撤销，改判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感激涕零，谓因家贫，只送些土产表示谢意。余亦不收酬费，连公费也免了。”

正是这起刑事案件的成功辩护，使曹汝霖一夜成名。曹汝霖提起这段往事，字里行间亦流露出意气风发之感：“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而门庭若市……后来，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随着一件件大案的完美解决，曹汝霖的名声也越发彰显。然而，虽然名动一时，但其收费并不昂贵，从事律师业后，他不管案件大小，来者不拒，每月收入，绰有裕余。

随着中日关系在袁世凯政府对外关系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亲日派的曹汝霖很快被袁世凯重用，并于1913年8月当上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两面为难，就派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等代表中方与日本谈判。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5月9日前作出答复。袁世凯政府最终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签了字。5月9日于是被定为“国耻纪念日”，卖国贼的帽子也很快被扣在了曹汝霖头上。“五四运动”后，曹汝霖开始深居简出，从此再未在政府担任公职，而是先后执掌交通银行等经济实体。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

纵观曹汝霖之一生，执律师业时间虽短，却是其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我们观察回望民国初期的律师业态提供了一个真实样本，值得我们深思。

编排/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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