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有时候会用交通规则当样本讨论法治问题。从很多方面看，交通规则都是理想的法治样本——交通规则在文本上清晰明了，各种标识到处都是，每个司机都得参加交规学习和考试，执法设备很全面，处罚标准也是明确具体的。交规还体现了更深层次的法治精神——法律是必要的，否则社会秩序将一塌糊涂；假如没有守法的自觉性，法律再清晰，执法手段再先进，违法频发仍是难免的；违法者侵犯的不仅是具体的利益或权利，更是对其他所有守法者的冒犯。

这些启发中，和最近四川女司机遭受普遍谴责的事件，直接相关联的一项是，是否守法不是一个私德问题，而是有关公共道德。换言之，人们对违法者的围观、议论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当的，公共道德问题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讨论。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道德的义愤，当有网站在近日发起投票，调查人们对“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的态度之时，九成人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从软件到硬件的技术革命，使社会迅速从“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进展到了“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可以说，“随手拍”是网络时代的“人民战争”，从明星大腕到平头百姓，都可能因为有意无意的一次拍摄“上头条”。“随手拍”之下，一些美好得到彰扬，一些违法被惩治，一些人员卷入是非……但“随手拍”自身也常常是争议的对象。微博上一度喧嚣极甚的“随手拍乞讨儿童”在兴起之后，很快便带着“好心被狗吃”的委屈，在强烈的争议声中迅速淡去。

当众人出于公共道德的义愤，跨过言语议论的边界，采取行动之时，问题便没那么简单了，“随手拍”便是从言语走向了行动。“随手拍交通违法”并不是新现象，几年前在广州、南昌、西安、杭州等省会城市就曾出现过，拍摄者还得到了官方鼓励，有可能获得经济奖励。但是这些做法遭遇了种种困难，既有违反现行法律的嫌疑，又可能制造社会矛盾，还给人一种“执法权外包”的不良观感。

除了这些技术和表面问题，“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的话题最值得人们讨论却似乎讨论不足的是——“什么样的举报才是法治的？”“朝阳区群众”几乎成为热心举报者的代名词了，因此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朝阳区群众是法治之友吗？”对于这个问题，判断标准有两个，举报是非法侵犯他人权利还是正当行使个人权利？举报者是充当“权力耳目”还是“权利使者”？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哪些举报不是“法治的举报”。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发生了爆炸，警方征集线索，美国的“朝阳区群众”也很积极，提供了很多信息，但最后查证，其中不乏“我和邻居有仇，看他不顺眼，所以举报他是爆炸人”这样的事情。传统中国有连坐保甲制度，对于一些违法情形，邻人知情不报的，连带处罚。一个外国教士曾记载了一个案例，中国一个村子里有人犯了重罪，官府不仅判罚此人，还下令推倒邻人的房子，理由便是邻人知情不报。那些因为害怕连坐而被迫盯紧邻人的人们，充当的正是“权力的耳目”，他们的目光透露着的是狡黠、冷漠和算计，而不是维护法治的正义感。

举报的法治问题除了举报者这一方，还包括举报受理者的一方。一个举报能否成为法治事件，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举报受理者的反应。比如说同样是举报卖淫嫖娼，在东莞大扫黄之前，东莞警方接到央视记者的报警电话，无动于衷，但是在另外一些个案中，警方却反应迅速，“朝阳区群众”立了大功，一些大V、明星、维权人士纷纷被抓个现行。不同的举报领域，也可能受到不同对待。比如在此次反腐大风暴之前，举报卖淫嫖娼的受理率应该会高于举报贪腐行为，举报聚赌的受理率应该会高于举报工地扬尘、工厂排污。根据举报受理者的好恶来处理举报，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是不够法治的。

责编/王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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