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干有十，地支十二，天干配地支，六十一甲子，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丁酉年作为甲子之一，分别有2017年、1957年、1897年、1837年……，在新的丁酉年来临之际，且看历史上近三个丁酉年，发生过哪些与法律相关的大事。

1837

1837年，在中国是清道光十七年，距离鸦片战争还有三年。是年，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未来的洋务派先驱张之洞才呱呱落地。

6月，御史朱成烈奏《银价昂贵流弊日深请敕查办折》，指出：“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一入外洋，不与中国流通，又何怪银之日短，钱之日贱。”

随后，道光帝谕令各沿海督抚并海口各监督，严行稽查，勿使白银偷漏出洋。

国际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6月20日登基，维多利亚时代即将拉开序幕。未来的日本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和奥地利皇后茜茜公主年底方才出生。

这一年，19岁的马克思决定认真研习黑格尔哲学。1835年夏，马克思遵从父亲建议，考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大学头两年，他苦攻法学，并曾把罗马法头两卷译成德文，后转而主攻哲学。

但是，年轻的马克思试图独立构思一种新的法哲学体系。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这一年开始，马克思的法律观转向唯物主义。他在《莱茵报》上撰文；“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

1837年，受美国独立战争影响，英国殖民地加拿大发生叛乱，催生了问责制政府和上下加拿大地区的合并。12月，英军获悉一群叛乱者打算通过“加洛林号”货船从美国运送武器，遂长途奔袭，捕获该船。交火中，两名美国人死亡。此即日后在国际法上大名鼎鼎的“加洛林号案”（TheCarolineCase）。

时任美国国务卿，也是当年著名的最高法院出庭大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最终承认：“在特殊情况下，一国可以先行采取自卫措施，但自卫举措必须是在迫在眉睫、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时间进行周密考虑方可进行。”2003年，当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打击时，支持方、反对方均将“加洛林规则”作为重要论据。

也是在这一年，罗杰·坦尼宣誓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五任首席大法官。履任伊始，他就在“查尔斯河桥案”中，为推动这个国家的交通设施建设打开方便之门。判决书中，坦尼大法官承认，“私有财产权应予维护，神圣不可侵犯”，但“我们不应忘记，社会也有许多权利，每个公民的幸福和福利都有赖于这些权利得到忠实维护”。“因此，对公司的授权应该作狭义的解释，以维护社会的权利：当私有财产权与公众的权利相冲突时，当以后者为先”。

这一判决对美国后来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美国法律不只是保护既得权利，更倾向于保护动态产权。后来，美国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形成，航空运输领先于铁路客运，石油天然气压倒煤炭工业，都仰仗于这一判决。

此刻，坦尼未来最大的对手亚伯拉罕·林肯刚刚搬到斯普林菲尔德，开始其律师生涯，并尝试进军政界。

这年1月27日，林肯在当地青年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说。他首先抛出问题：“如何防止开国元勋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毁于一旦？”然后给出自己的答案：

“让每个美国人，每个自由的热爱者，每一个子孙后代的祝福者，都以革命的鲜血起誓，绝不丝毫违反国家的法律，也绝不容许他人违反法律。如同1776年的爱国者以行动表明对《独立宣言》的支持，每一个美国人也要用他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声誉起誓，捍卫宪法和法律——让每一个美国人记住，违反法律，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就是撕裂他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让每一位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得到讲授——让法律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法律在布道坛上布讲，在议会厅内宣讲，在法庭和法院中得到执行。简言之，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让男女老少、富人穷人、各种语言、肤色和阶层的人们在法律的祭坛上献身，永不停息。”

此时，距离坦尼首席大法官因在“斯科特案”中判定黑人不是公民而身败名裂，还有20年；距离美国内战全面爆发，还有24年。

1897

1897年，在中国是清光绪二十年，清王朝已摇摇欲坠。面对列强、内乱、天灾……帝国已进退失措，应接不暇。这年2月27日，未来的最高人民法院第四任院长杨秀峰在河北迁安出生。另一位在这年出生的“非典型”法律人，则是先后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与北京大学法科的诗人徐志摩。

正月初三，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订立《中英滇缅境界及通商修正条约》，亦称《西江通商条约》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规定：开放云南腾越、思茅、广西梧州三口通商；中国如在云南修筑铁路，允与缅甸铁路相接；中国割让野人山一部，猛卯三角地永租与英国管辖，未经与英国议定，中国不得将江洪地区及孟连让与他国。

10月，“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二人途经山东曹州巨野县张家庄时，被当地大刀会众所杀。济宁、寿张、菏泽、单县等州县民众，旋起焚毁教堂和教士住宅，殴伤教士、教民。德国政府即以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清政府迫于德国的威胁，将山东巡抚李秉衡、巨野知县许廷瑞革职，赔偿教堂损失，代建德国教堂三处，逮捕群众九名入狱，其中处死二人，判徒刑二人，同时谕令各省地方官切实保护教堂、教士。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康有为受此影响，第五次上书光绪帝，并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吁请清廷变法：“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提出变法的具体办法：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变法大幕，即将拉开。

这一年，未来的变法大臣沈家本正式调任保定知府。保定是直隶首府、京师门户，地位十分重要。沈家本初到保定，即赋诗励志：“循良遗迹仪龚遂，报最应渐泳素餐。”此时，距离《刑案汇览三编》成书还有两年。此书124卷，编订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使旧案例与新学说相互印证，故收集1838年以后大量判例资料，成为后人研究清末司法的重要资源。

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刑四庭就“癖马案”作出判决。本案被告人是一名马车夫，受雇于一家马车出租商。期间，被告人发现一匹马有用尾巴缠绕疆绳、并用力压低疆绳的习惯，遂多次要求雇主更换马匹，但未获准，迫于生计，只好依从。1896年7月19日，被告人驾车时，该马突然绕住疆绳并用力下压，致马车往前急驰，将一行人撞伤。检察官以过失伤害罪提起公诉，原判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

德国帝国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是，要确定基于违反义务的过失责任，不仅要依据行为人当时可能并且已经认识到的“驾驭有癖害之马可有伤害行为”，还要求以被告人处于当时境遇时，有无拒绝驾车之可能，法院认为：

“值得相信的担忧是，如果拒绝驾驶癖马，将会失去他的工作和饭碗。这里需要作出权衡：是否能够作为一种义务去期待被告，宁可摆脱雇主的命令而承受丢掉工作的损失，也不愿意驾驶这匹可能给其他人带来身体伤害的马；或者，能否允许被告最终权衡轻重，将他内心所建立起来的服从雇主命令的动力放在第一位，而将对风险的顾虑放在其次。”

这一判词成为刑法期待可能性理论之滥觞。

回到这年1月8日，时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小温德尔·霍姆斯在纪念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新讲堂落成典礼上，发表了那篇题为《法律的道路》的著名演讲，他说：

“我相信没有人会因为我这样毫无顾忌地批评法律而认为我在亵渎它。实际上，我非常尊崇法律，尤其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它是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无数伟大的智者终其一生来完善和改进它，尽管和法律的巨大魅力相比，他们的工作不过是沧海一粟。尊重它有一个终极理由，这不是出于黑格尔式的梦想，而是因为法律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尊重的事物也可以批评。法律是我一生孜孜不倦所致力的事业。当我没有完成内心驱使我去完善它的使命，当我预见了它的未来，而我却犹疑着未能指出它或尽我的全力推进它时，我所具有的诚心也不会减损分毫。”

也是在1897年，罗斯科·庞德获得内布拉斯加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谁也没想到，他后来改攻读法律，并于1915年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后来的时光里，他还会与中国司法发生更多渊源。

1957

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8个年头。这年7月2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报告。

董老说：“195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刑事、民事案件的总数比1955年下降约三分之一，其中显著下降的是刑事案件，反革命案件下降达百分之四十以上。1957年第一季度比1956年第一季度，民事案件略有上升，而刑事案件仍有下降。”这说明，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案件的情况，已有显著的变化。

让董老担忧的，是大量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导致最高人民法院不堪重负。报告写道：

“申诉所以这样多，主要原因还不是由于法院办案质量不高，而是由于申诉与上诉不同，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案件，既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也没有审级上的限制。从本院今年办结的部分申诉来看，原判正确、申诉没有理由的占绝大多数；原判不恰当、申诉有理由的，只是很少数。申诉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申诉人对合理的判决，再三再四地缠讼不休，这不仅与判决的要求稳定性不合，而且妨碍生产。所以目前申诉虽多，不能说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现在有些人对申诉不加分析，认为所有申诉都是合理的，指责法院办案‘一团糟’，这是根本不合事实的；至于那种利用申诉制造是非，甚至不惜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申冤’的人，当然是别有用意的。”

1957年5月，东吴大学末任法学院院长杨兆龙在报纸发表《我国重要法典为何迟迟还不颁布》长文，全面批评当时的法律虚无主义，刑法、民法及其诉讼法等基本法律迟迟不出台，致使无法可依，法治未立。其实，1946年，前面提到的庞德来华担任司法行政部顾问时，杨兆龙就曾协助其创立“中国法学中心”，编写《中国法通典》，推动司法改革。

之后不久，反右开始，杨兆龙被打为右派。

1957年，陪审团题材的著名电影《十二怒汉》在美国公映。编剧雷金纳德·罗斯在一起谋杀案中担任陪审员的经历，给予他很大灵感，进而创作了《十二怒汉》剧本。剧本先是作为话剧上演，后又于1954年9月被CBS改编为电视剧。

演员亨利·方达看到电视剧后，觉得本子棒极了，很想将它推上大银幕，并担任主演。结果，电影公司一开始还不大情愿。因为电视已公开播出，公众对剧情耳熟能详，电影可能票房惨淡。经过方达再三努力，米高梅公司决定投拍这部电影，电影由新人希德尼·鲁迈特执导，方达亲自出演8号陪审员，并与编剧罗斯共同担任制片人。由于预算紧张（仅34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87万美元），电影花了3个星期时间就拍摄完成。

 

结果，这部电影面世后，被誉为影史上“最伟大的法庭片”，并获得1958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三项提名，只可惜全部输给《桂河大桥》。虽然错失奥斯卡奖，但《十二怒汉》获得美国律师协会鼓励传播法治文化的“银法槌奖”，也是获得该奖项的第一部电影。此外，在第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十二怒汉》获得金熊奖。

同年上映的法律题材电影，还有大名鼎鼎的《控方证人》。编剧阿加莎·克里斯蒂，导演则是比利·怀尔德。这部电影近年已经反超《十二怒汉》，成为中国观众最喜欢的法庭电影之一。

其实，现实远比电影精彩。为落实联邦最高法院的“布朗案”判决，1957年夏天，小石城教育委员会选拔了9名黑人学生，拟安排他们在这年9月转入当地之前只招收白人学生的中央中学就读。这些学生个个成绩优异，智力超群，史称“小石城九人”。

然而，就在开学前夜，阿肯色州州长福伯斯突然发表电视讲话，严重质疑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并宣布将派遣国民警卫队赶往中央中学，阻止黑人学生入校。开学当天，国民警卫队员如期而至，将黑人学生挡在校门外。

在联邦政府的压力下，福伯斯撤回了国民警卫队，但是，由于他一再煽动、纵容，校园周边已聚集了大量对黑人充满敌意的人群，许多暴徒开始闹事，一些黑人记者被误认为是即将入校的学生，遭到野蛮殴打。支持种族融合的小石城市长只好向联邦政府求助。

1957年9月23日，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动用“必要的武力，清除执法障碍，落实联邦法院的判决”。他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根据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我“命令所有妨碍执法者马上停止或结束抵抗，立刻解散”。为避免激起过多对抗，艾森豪威尔刻意派出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富有威望的第101空降师。这支部队参与了诺曼底登陆，经历了“巴登战役”，付出了巨大牺牲，是一支打出来的威武之师。

9月24日，52架飞机载着1000名伞兵，赶到了小石城，并迅速部署在中央中学周围。第二天早晨，骚乱人群再次聚集时，发现校园已被军队封锁。一些人公开辱骂士兵，向他们投掷石块。为避免造成伤亡，伞兵们尽量将刺刀放低，但还是弄伤了少数人。当天，一名男子被刺刀捅伤，还有一人头部被枪托砸伤。

上午9点25分，黑人学生们被军用吉普车送进中央中学。伞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刺刀朝外，一路护送着9名学生，沿台阶步入校园。相关照片经报纸刊载，迅速传遍世界，也令世人见识了美国联邦政府维护司法权威，废止种族隔离的决心。“小石城九人”中的明尼吉恩·布朗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活了这么大，头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位美国公民”。

2017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至于它如何伟大，将由你们——当下的法律人，来书写，还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