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海涛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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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刑事合规，近年来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然而有不少高净值人士仍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觉得这个话题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企业刑事合规，真的与“己”无关，不需要了解，不需要重视吗？非也，非也，其实它恰恰与之家族治理与财富传承休戚相关。本文将抛砖引玉，就这一话题与家族治理与财富传承的关系做一阐述，希望能给予高净值人士一些有益启示。
一、企业刑事合规“热”起的社会背景
（一）国家层面重视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３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讨论了中国企业面临合规挑战的新问题，要求“加强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权责明确、放管结合、规范有序、风险控制有力的监管体制机制，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２０１７年至今，《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相继颁布。这些重拳出击，恰恰说明了从国家层面，国家日益重视企业刑事合规相关立法和市场规制，不断加强监管力度，这些也标志着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大合规”时代，新形势发展都必然会给企业家带来非常大的潜在刑事风险。
（二）国际环境影响
企业合规最早起源于美国。从上个世纪美国从企业反腐败角度提出刑事合规概念至今，合规业务已由美国扩展到全世界范围。
１９９１年，联邦量刑委员会颁布《联邦组织量刑指南》（ＦＳＧＯ），称得上是美国合规管理史上至关重要的法律文件。ＦＳＧＯ对企业合规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在犯罪发生时，只要企业实施了有效的合规计划，即可得到最高幅度为９５％的减刑。在量刑阶段，企业合规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减免刑罚，而且还可以作为对企业适用缓刑的重要条件。意大利立法机关于2001年6月8日颁行了第231号法令，法令本身强调了组织体本身的罪责，即企业组织责任。如果组织的高级职员或者其下属职员从事犯罪活动，则企业要为此负责，但是企业可以通过证明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去预防和监督犯罪而免除责任。２０１０年，英国制定《反腐败法案》一度成为国际最高规格的反腐败标准。其最大亮点是设立了两项新罪名，即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罪和严格责任的未预防贿赂的公司罪。２０１６年，法国通过了《关于提高透明度、反腐败以及促进经济生活现代化的２０１６－１６９１号法案》（《萨宾第二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建立合规制度是企业及其高管人员必须履行的积极义务，否则即使没有实施贿赂行为，企业或其高管也可能因此受到处罚。
伴随着企业业务国际化，海外上市、海外投资、海外并购等等，一旦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就必须遵守当地的合规法律。
（三）个企密不可分
中国大多数的创一代都是白手起家，大多是夫妻创业，要么是兄弟联手打拼。不少都是采用“家庭式管理”企业，他们大部分人在家族企业的股权设置上和公私财产混同上没有风险意识， 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混为一谈。由于高净值人士的家族企业离不开内部合规管理，离不开与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打交道，为了做大做强，也离不开在海外进行业务拓展，一旦企业发生刑事合规风险，在公私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个人的财富传承也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牵连。
（四）实例鲜活教训
2013年，真功夫公司董事长蔡达标因犯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2017年，网络热议的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被前妻逼死的惨案中，前妻翟欣欣捏住男主人公的把柄是企业存在灰色经营和偷税漏税问题，苏享茂被迫签署不公平协议，导致企业现金流断裂，绝望轻生。
二、企业刑事合规对家族治理与财富传承带来的影响
（一）刑事责任，摊上大事
苏享茂等案例，都提醒了广大的高净值人群，个企隔离和做好企业刑事合规是多么的重要：轻则损失金钱，获罪入狱，重则关系身家性命。2018年由我所代理的某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杭某系江苏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能中标某市地铁线预埋滑槽项目，涉嫌向该市轨道交通集团原董事长行贿人民币1600余万元，因此杭某与其公司被公诉机关指控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单位受贿罪，提起公诉。而江苏某集团系一家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注册资金达1亿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只有杭某及其妻子，是家族企业。杭某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符合单位行贿罪的主体要件。试想，杭某的罪名成立，势必会对该集团公司的声誉产生重大影响，杭某本人的家族企业遭受的此次刑事合规危机最终也会对杭某这位自然人股东的财富传承产生严重影响。
（二）二代传承，茫然入坑
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不少高净值人士都是民营企业主，在“创一代”传承给“守二代”/“创二代”/“企二代”时，不少“二代”当然地成为了企业法定代表人。由于对企业经营不了解，法律意识淡薄，也对企业刑事合规毫无概念，这种情况下，“二代”的子女型“企业家”极易变成“弃业又败家”，甚至因为入“坑”或被“坑”，因未能做好刑事风险防控，而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三、企业刑事合规给予我们的些许启示
刑事合规正是风险刑法以及全球化的结果。在国家“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倡议背景下，越来越多企业需要走出去，因而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刑事风险。需要我们的高净值人士更加予以关注：
（一）刑事合规已是高净值人士企业平稳发展的必要环节
合规2.0时代已然来临。事实上，这些年，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建立健全，作为企业家，高净值人士因为经营的企业遭遇刑事合规风险而锒铛入狱、身陷囹圄的情况越来越多。因企业刑事合规引发的刑事案件不断爆发，比如行贿罪，都对企业经营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有的企业遭遇查封，企业家丧失公司经营权；有的企业家失去人身自由，被判有期徒刑；更有甚者，甚至连最基本的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保障，像wephone这样的悲剧也并不少见。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公私财产的混同和企业刑事合规没做好。新形势下，高净值人士在经营企业时必须重视企业刑事合规，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以及企业接班人管理制度。
（二）借力专业律师，做好设计与预防
合规管理是个系统工程。由于高净值人群既有个人资产，也有企业经营，其家族治理与财富传承不仅需要精通婚姻继承方面的家事律师，而且需要熟悉税务全球税务规划、税务政策法规解读以及企业架构等的税法、公司法律师，还需要熟悉了解企业刑事合规方面法律的刑事律师，换言之，需要融合各专业律师的共同服务。相对而言，大型、专业、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更具优势，能全面满足高净值人群的综合法律需求，有助于帮助高净值人士全面分析企业及家庭资产风险，并借助合理的方式优化企业股权架构，建立有效的家庭财富防火墙和资产配置建议计划，并充分运用多种财富传承工具，结合家族信托、保险等方式帮助高净值人士真正实现家族财富增长和安全平稳的传承。
（三）危机预警，提高意识，自身重视合规经营
好的预警能帮助高净值人群及其企业赢得应对危机的时间和空间，并找到更好的应对方法。海外经营中,中国企业依然惯常使用传统的战略思维与经营模式——低价竞争,或以不正当手段同政府维系良好关系。这一做法负面效应很突出,比如容易引发腐败、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项目质量问题等。从实际情况看，反腐败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最多的政府执法。作为高净值人士的企业家必须重视企业经营中的刑事合规风险，只有用合规的方式，运用法商智慧以及建立企业与家庭防火墙的思维、才能在企业及自身遇到危险的时候，做好合规合法的保护及保全。在企业经营中，应制定和颁布企业行为准则,明确禁止不当行为；建立诚信可靠的合规管理组织机构，明确每个企业员工的合规职责，加强合规培训；加强对第三方的管理，包括尽职调查、合同约定反腐败条款、签署廉洁承诺书和引入违规禁入机制等，并制定切实有效的企业合规政策和管控程序,积极实施企业内部合规风险评估与防范；以预防、监查、调查和应对各种不当行为。
（四）通过家族宪章等，对内加强对子女的引导与教育，增强刑事风险意识
如今，民营企业正面临由“创一代”向“企二代”交棒的关键时期，近几年，二代财富传承更是在全国遍地开花。许多第一代创业者多数已年近花甲，精力、知识结构、对市场的敏锐度开始逐步退化，但由于当前大部分企业依然属于传统制造业，对该行业年轻一代既缺乏兴趣，又缺乏经验。加上与父辈在管理理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更放大了代际间交接班意愿的分歧，如果企业家二代不想子承父业，民营企业家要么只能将企业的股权整体转让，套现获利；要么只能将企业的经营权委托给职业经理人，将企业的股权所有权交给二代。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局面下，遇到缺乏具有良好道德操守和专业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二代面临的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自然不容忽视。作为民营企业家，高净值人群除了通过资产多元化配置、提前做好财富安排，让家庭资产得到一个保全和相应的增值，还应建立健全企业股权架构及一套新时代的企业治理体系等，完善接班人培训及管理制度；通过家族宪章、内部家训教育等，加强对子女等二代的思想引导及家风弘扬，增强他们规范经营和刑事合规风险意识，通过企业刑事风险防控构筑起企业刑事合规隔离墙，将个人的风险与企业的风险予以隔离，避免因一起刑事合规事件，一夜之间把过去大半生辛苦奋斗所得，都毁于一旦。
编辑/da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