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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可否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可否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中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69号俞辉合同诈骗案中也对此予以了确认：“单位犯罪毕竟不同于自然人犯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按照自然人犯罪处罚，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应全面理解，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但只要其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就应按相应的犯罪定罪处罚。”但并未对“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可否以合同诈骗罪论处？”给出明确答案。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305号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中认为：“从犯罪人马凤仙的角度，本案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从犯罪单位明华公司的角度，则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所以，本案确实存在一个罪名的具体适用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的有关精神，根据全面评价的法律适用原则，结合主犯的犯罪性质来加以具体确定。在本案实施贷款诈骗行为过程中，作为犯罪单位明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的马汝方从犯罪起意到具体实施起到了策划、指使的主要作用，明华公司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作为犯罪单位，明华公司只能构成合同诈骗罪。故此，尽管公诉机关未起诉犯罪单位明华公司，但是法院依照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触犯的罪名对相关涉案的三名被告人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且单位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整个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应以合同诈骗罪对单位、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和自然人定罪处罚。

然而，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即使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但自然人在整个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应以贷款诈骗罪对自然人和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这里又涉及一个问题：单位与其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可否分离？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69号俞辉合同诈骗案中认为：“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在双罚制的情况下，存在犯罪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个责任主体，其刑事责任可以分离，因此在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事求是地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换言之，单位与其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除了实行双罚制外，还规定有只处罚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单罚制，这也说明在单位犯罪的前提下，单位与有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并非截然不可分离。”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涉嫌犯罪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如何进行追诉问题的批复》这一司法解释中也体现了这一法理。“涉嫌犯罪的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当根据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不再追诉。”

二、如何区分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

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实施的行为既可能是单位行为，也可能是个人行为。因此，如何判断单位成员所实施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就成为实践中认定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305号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中指出：“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区分，在实践中可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具体判断：

1、单位是否真实、依法成立。单位是依照有关法律设立，具备财产、名称、场所、组织机构等承担法律责任所需条件的组织。对于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由于不符合单位设立的宗旨，且通常具有借此规避法律制裁的非法目的，故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理。

2、是否属于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单位犯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而个人犯罪则完全是在其个人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体现的是其个人意志。单位意志一般由单位决策机构或者有权决策人员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来加以体现。未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同意的行为，一般不能认定为单位意志行为。

3、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在故意犯罪尤其是牟利型犯罪中，只有在为本单位谋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单位行为。如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而进行走私，违法所得全部归单位所有的，即属单位行为；相反，即便以单位名义走私，但违法所得由参与人个人私分的，则一般应认为是自然人共同犯罪。

4、是否以单位名义。一般情况下，单位犯罪要求以单位名义实施。对于这里的”以单位名义“应作实质性理解。对于打着单位旗号，利用单位名义为个人谋利益而非为单位谋利益的不法行为，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此外，针对不少法院以单位无被挂靠单位的实际出资及系个人经营为由从根本上否定单位之实体存在进而否定成立单位犯罪的错误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在第271号黄志奋合同诈骗案中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单位存在的真实与否及单位行为的认定，与单位的所有权性质、经营形式无关，同时不得以出资未到位而将之简单地认定为违法设立的单位。作为法定实体的真实存在与否，司法认定当中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单位设立的意图、有无具体经营行为及主要经营行为合法与否的判别上。”

三、在一人公司实施合同诈骗罪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726号周敏合同诈骗案中指出：“刑法设置单位犯罪，根本上是因为单位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于管理人或者所有人的意志。与其他单位一样，一人公司的行为能否构成单位犯罪的标准同样在于其是否具有独立人格。一人公司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其只有一名股东，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由于只有一位出资人，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容易产生关联交易而导致人格混同，一人公司的人格因为其股东的单一性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判断具体犯罪行为中的一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应当根据以下五项标准：

第一，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公司的财产和出资人的财产必须能够分离，公司的财产状况必须是独立的。

第二，是否具有独立的意志。在一人公司的股东与管理人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的独立意志是比较明显的。在股东与管理者系一人的情况下，一人公司的意志虽然来源于唯一股东，却与其自然人意志不可混为一谈。公司的意志体现为决策权限的法定性和程序性，如果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在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一定程序实施特定行为，则这种行为就应当视为公司的决策而不是股东的个人意志。

判断一人公司是否有独立的意志，还要看公司形式是否被滥用，公司的人格只有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中才存在。如果滥用公司形式，违背公司的根本利益或者超出法定权限、程序，则股东的行为意志就与公司的意志相背离，公司就失去了独立的意志，而与股东、管理人员混同，这种情形下显然只需要处罚自然人。

第三，是否具有公司法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司必须要有一定的场所、人员和组织机构，股东行使公司法所规定的职权时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置于公司备案。一人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公司行为与股东个人行为容易发生竞合，故公司的经营行为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一人公司必须拥有独立的名义。只有行为是以公司名义实施，且其目的是追求公司利益或履行公司职责，才能视为单位行为。

第四，是否依照章程规定的宗旨运转。一人公司应当有自己的章程和特定宗旨，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其利益。其收益首先应对公司所负债务负责，而不是直接转为股东的个人私利。一人公司成立的目的必须是依法从事经营活动，且客观上确实从事了一定的合法经营活动。

第五，是否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成立。一人公司的设立以及存续均应当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要求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在实体或程序方面不合法的一人公司属于应当予以取消的对象，不具备法律承认的独立人格，不能成为单位行为的主体。首先，一人公司必须依法成立，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依法取得法人地位。没有经过工商登记注册的一人公司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构成犯罪的，按照个人犯罪处理。其次，一人公司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数，而且必须一次性缴足。在因设立瑕疵造成一人公司人格否定、公司成立自始无效的情况下，该一人公司不符合独立法人的形式标准，因此，不具备构成刑法上的单位主体的基本前提。

编排/郗博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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