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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就中国留学生江歌被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经过长达六天的庭审，沸沸扬扬的江歌案，就此落下帷幕。

陈世峰面临指控：预谋杀人

检方指出，陈世锋强求刘鑫复合，并对其进行恐吓，在遭到江歌阻止时，遂将江歌残忍杀害。为了建构这一事实，检方提出如下证据：

1、行凶刀具：检方在陈世锋实验室找到刀具包装；案发现场发现散落的塑料片，经核实这些碎片来自刀鞘部分。

2、法医鉴定：江歌死亡原因，左颈动脉被刺伤后失血而亡；江歌所受致命一刀，从颈部左侧刺入，直抵右侧总颈动脉，深达6～8厘米，割断动脉，并切断了气管，被害人血流如注，几秒之内即丧失意识（法医把致命这一刀编号为6）；颈部有三处伤口，编号为6、7、8，这三处伤口方向一致且平行，伤口有两个入口，编号为D和E，但显示有三个出口，推测出两个伤口可能是刀还没拔出来又接着刺了一刀，所以才会显示有两个入口伤，只有一个出口伤；江歌身上的伤口另一部分集中在双手，受伤的伤被称为防卫伤，推测当时江歌至少躲避了五次，这五个防卫伤是在编号为6的伤口形成之前。

3、陈世锋脖子上的伤口不太可能是刀伤，而是抓伤，时间形成于6号伤口之前。

4、陈世锋随身带了换洗衣服。

5、陈世锋戴着口罩，有意没有选择电梯而是走楼梯。下楼后，陈世锋没有在离家最近的地铁站高岛平站乘车，而是走到了距离高岛平站两站的莲根站，并买了一瓶39度的威士忌，然后购买了单次票而没有使用平时的地铁卡。

故意杀人罪要求被告人具有剥夺他人生命法益的认识与意欲，从检方的证据体系来看，陈世峰杀人的事实已经构建。特别是，证据2反映出江歌被致命刀刺入之前，有过多处防御伤，排除江歌自杀及其主动攻击陈世锋反被杀害的情形，同时证实陈世峰连续刺伤江歌，作案手段残忍。此外，证据1、4、5直接指向陈世峰预谋杀人。如此来看，陈世峰面临的情形非常不利。

辩护律师出奇策：夺刀误刺

为了应对检方的指控，辩护律师首先否定预谋杀人，其次指出第一刀系误伤、随后的十几刀是杀人未遂，最后意图使刘鑫成为有污点的证人，并分担部分因果，继而减轻陈世峰的刑责。

（一）否定预谋杀人

预谋杀人是故意杀人中的一种情形，同临时起意杀人相比，其所体现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大的多，所以量刑轻重有别。为此，辩护律师首先需要否定预谋杀人，从而为之后的辩护提供支撑。

面临预谋杀人的指控，辩护律师通常会提出杀人行为系偶然作出，临时起意为之。临时起意杀人通常在行凶时间、行凶场所、行凶工具的选择上，具有临时性、偶发性；杀意形成时间具有突发性。本案中，陈世锋随身携带换洗衣服、绕道莲根车站、购买威士忌壮胆、戴着口罩不走电梯而走楼梯，行为迹象确实可疑。为此，辩护律师指出，陈世峰事先未准备行凶刀具，刀是刘鑫的；陈世峰随身携带的衣服是为了去干洗店；陈世峰绕道莲根车站前的711便利店买威士忌，是为了江歌一起喝酒；被告没带钱包，所以在莲根站买票，而不是用乘车卡；被告在公寓2楼到3楼的螺旋楼梯上等待江歌和刘鑫，是因为从这里可以更好地看到十字路口，比较容易走到二楼走廊。

辩护律师这些质疑，是存在现实可能性的，行凶刀具事先未准备，临时夺过来的；随身携带衣物，是去干洗店；事先准备威士忌助助兴，绕道莲根站买票是因没带钱包。到此，辩护律师的这些工作值得学习，这种精细化已经详细到陈世锋手机中显示搜索过干洗店、钱包是否携带以及3楼的螺旋楼梯视野更好等等细节。

（二）夺刀误伤、杀人未遂、刘鑫锁门

在我看来，否定预谋杀人只是常规辩护，接下来辩护律师的做法变得有些奇特，因为案发时没有监控视频，没有目击证人，没有发现作案工具，被害人被刺身亡，检方构建证据体系存在困难，辩护律师提出合理怀疑的空间很大。对此，辩护律师提出两点：一是被害人系陈世峰夺刀误伤，江歌瞬间便失去生命，之后的刀伤是杀人未遂；二是，刀是刘鑫递给江歌的，并将江歌锁在门外。

这两点辩护着实很精彩，刑法强调主客观相一致，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客观证据显示江歌死亡系被致命刀伤所致，第一刀和随后十几刀的关系变得很重要，第一刀如果被动摇，也就是说二人争执、夺刀的过程中，陈世峰不小心刺伤江歌，瞬间毙命，那么对于第一刀的结果，陈世峰不具有故意，故不承担刑事责任。随后十几刀的行为对象实际上是尸体，这在刑法上叫做不能犯，即行为人意图实施的犯罪行为，无法实现。比如空枪射击、误把面粉当作砒霜，误认尸体为活人，是犯罪未遂形态的一种类型。

特定的命案场所以及部分证据的缺乏（证人不可靠、行凶刀具不在案、没有监控视频），为辩护律师提供了合理怀疑的空间。辩护一旦成立，陈世峰便是故意杀人未遂，刑罚会轻很多。

此外，辩护律师将行凶刀具撇向刘鑫，并直出刘鑫存在锁门行为。有观点认为丑化刘鑫以及关注锁门没有丝毫意义。相反我认为，刘鑫如果存在锁门行为，锁门行为就是被害人致死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将造成两个后果：一是锁门带来刺激与冲突的升级；二是锁门对被害人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力，没有锁门的话，被害人或许不会死亡。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辩护律师指出了检方录音与刘鑫当庭口述之间的矛盾，“报警录音显示刘鑫知道陈世锋伤害江歌，并锁门，当庭证言对此给予了否定”。本案中，刘鑫证言极其关键，事关辩护律师整体辩护策略，杀人故意形成时间、是否预谋杀人以及杀人未遂。辩护律师这一策略，丑化了刘鑫，将她的不可靠抛给法官，同时将江歌致死的因果链条分配给刘鑫。

从辩护逻辑来看，简直无可挑剔，辩护律师意图为陈世锋牟取全部可以争得的利益。

两难境地：谨慎选择

客观证据显示，江歌致命刀伤形成之前，江歌身上存在多处防御伤；6号致命刀伤入口处还有7号刀伤，两个伤口可能是刀还没拔出来又接着刺了一刀，显示有两个入口伤，只有一个出口伤；致命刀伤从左侧刺入颈动脉，深达6～8厘；陈世锋伤痕不是刀伤，可能是抓伤。

（一）夺刀误刺之说难以实现

显然，客观证据与夺刀之说存在冲突，排除了夺刀与误刺之辩，第一，江歌身上存在多处防御伤，并形成于致命刀伤之前，夺刀之说没有余地；第二，致命刀伤虽只有一个出口，但却存在两个入口，第一刀未拔出，瞬间刺入第二刀，两刀非常连贯，随后又有多刀补刺，确定了杀意形成时间；第三，陈世锋指出致命刀系夺刀误刺，与深度达6-8厘米的强烈程度不符；第四，陈世锋身上不存在刀伤，只有抓伤，与其主张受到江歌持刀攻击明显不符。

客观证据面前，夺刀误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样的辩护，是存在争议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辩护律师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性，为被告人争取最大化利益；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则将被告人置于百般狡辩与毫无反省的境地，因为客观证据明显指出，夺刀与误刺几乎没有可能性，一味的辩解就是狡辩与不知悔改。两难境地，谨慎决断一直考验着辩护律师。

（二）诉诸感情、推测臆想

庭审过程中，我们发现辩护律师出现哽咽、哭泣，并带动陈世锋痛哭，这种诉诸感情的辩护，是否妥当值得考量。辩护律师作为法律人，参与庭审，应基于证据与法律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同检方抗辩，说服裁判人员。庭审是理智与克制的，不同于当事人浓厚的情感色彩，这种诉诸感情的辩护方法，与庭审的严肃格格不入，或许会令裁判人员心生厌恶，并对被告人产生反感。

庭审最后一天，辩护律师最后陈述内容与之前的辩护逻辑存在部分出入，杀人未遂、夺刀误刺的辩点几近放弃，大部分笔墨用于反驳预谋杀人以及证实刘鑫不可靠。可以看出，面对客观证据，夺刀误刺之说没有存在余地。

最后陈述中，辩护律师添加了推测与断想，“刘鑫从猫眼看到被告走了，开门走出来，这是0点19分和0点22分之间。刘拿了刀柄，回到房间，除去自己的指纹，把刀柄洗干净，再把刀柄放到楼梯的第一段位置。因为刘鑫知道江歌被刺，才会在0点22分，再次报警，让警察叫救护车”。辩护律师将刘鑫递刀给刘鑫，建构于推测，必然无法说服裁判人员。刑事案件的认定要求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这里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辩解，而是有理有据、自然而然的合理怀疑，具有合理性，即根据正常逻辑、合乎自然的得出案件结论不是唯一的，尚存有其他可能性。没有根据的推测与臆想，不会有助于辩护，相反会将辩护沦为狡辩。

想必辩护律师同被告人有过充分的沟通，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这样的辩护策略，我们作为案外人无法简略评断优劣与否。相反，辩护律师的努力与细致尽收眼底，应给予充分尊重。

编排/李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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